这些日子以来，杜家滨用自己的数百万资产投资全世界范围的高科技初创企业，正是一位活跃的所谓“天使投资者”。

 

杜家滨当然不是平庸之辈。他曾先后参与惠普(Hewlett-Packard)、微软(Microsoft)和思科(Cisco)扩张在华业务的工作。回想1994年，就在他上任微软中国区总裁的第二天，他就到机场接老板比尔•盖茨(Bill Gates)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会面。当时，微软虽然严厉指责中国在打击盗版软件方面很不力，但仍希望在中国找到一个立足点。

 

杜家滨回忆道，“那次会面不是太融洽，日后我们不得不想办法修补关系”。于是，为微软建立与中国政府的沟通渠道便成了杜家滨的一项任务。

 

2006年，不再为跨国公司“打工”的杜家滨回到故乡台湾，成立了诚实科技(Mobinnova Technology Corp.)从事手机设备和软件的开发。他自任董事长。

 

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杜家滨早年曾获得台湾国立交通大学工程学学位，后攻读了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与香港科技大学合办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目前他与妻子安妮塔(Anita)定居北京，膝下育有两子。

 

记者：你不到40岁就先后担任了全球三大高科技企业在华主要负责人，是什么原因让你如此炙手可热？

 

答：我从第一份工作（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中学到了不光要有过硬的技术，还要懂得与人打交道。我不但要负责项目的技术设计，还要负责合同的商定、软件的执行和电脑的使用，这些都要与人打交道，以改变他们做生意的思维定势。工作两年后，我跳槽到惠普。此后十多年时间，在销售、营销和工程等不少部门都干过。到了1992年，我被派到大陆管理惠普新成立的一家合资公司。

 

记者：后来微软挖走了你？

 

答：是的。他们说盖茨要来大陆（与政府高官会面），因此非常需要一位熟悉此地情况的人作陪。

 

记者：这次会面情况如何？

 

答：一开始气氛不是很融洽。当时中国正在争取美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许多美国议员抓住盗版问题大作文章。而中国官员认为微软不理解或不懂得欣赏中方的努力。

 

记者：你是如何修补这种关系的？

 

答：我们联络国家主席办公室安排盖茨在几个月后再度访华。当时我们跟政府方面说，盖茨此行是为了更多的了解中国，并乐于接受意见。盖茨抵华后首先面见了江泽民，江向盖茨建议在中国该看什么、做什么。

 

记者：现在你自己做老板，同时也是投资商。为跨国公司投资和为自己投资的策略有哪些不同之处？

 

答：在跨国公司时，着眼的是那些对主要业务有帮助的创新技术。例如在思科，我们一般先购入12%或者15%的少数股份，取得一个董事会席位。如果发现这是一家技术实力强的好公司，便会追加投资。而我为自己投资时，主要关心的是回报如何。

 

记者：有没有什么投资打了水漂？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答：几乎所有打水漂的投资都与朋友有关......要么是为给那些需要投资的朋友帮一把，要么是由朋友引荐的投资项目。在这些失败的投资中，我没有对对方的技术和财务状况进行评估，也不真正了解他们的业务模式。有朋友求助，我也就没有细想那么多了。

 

Kevin Voi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