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一段时间，我有机会去了南平、三明、宁德、龙岩山区的一些县（市）参加调研活动，讨论一些地方的“十一五”规划问题，得到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是：在谈到发展这个问题上，山区一些同志似乎有一种束手无策，想不出什么新思路，找不到什么新办法，缺乏自我发展能力的感慨。与沿海地区相比，无论是思想、观念、意志或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展环境，山海之间的差别没有多大改变，而且在进一步扩大。
福建山区四地市面积占全省的２ ３，人口占１ ３，农业人口占近一半。山区不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就搞不好，２０１７年提前３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就难以达到。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是省委为适应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两岸关系形势变化的需要，谋求突破福建区位瓶颈，求得更大发展空间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性决策，它的意义在于推动东西对接、南北协调、外展内拓，提高福建在全国的区域分工地位，改善福建的发展环境。这个决策已经愈来愈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和支持，并已载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首先要建立在自我发展的基础上，而且这种发展是全省范围内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像非均衡经济发展时代那样优先发展某些地区、某些部门。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均富、同富，而不仅是让一些人先富起来。这就必须调整我们的发展思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通过“五个统筹”调动全省各地区、各阶层、各方面的力量，集全省之力，携手共进，协调发展。必须把区域协调发展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联系起来，对整个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有一个通盘的谋划。
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面临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一）地区差别在扩大
“八五”、“九五”期间，福建省大抓山海协调发展问题，省政府成立了协调领导机构，组织对口帮扶，福州、莆田、宁德、南平、三明还联合成立了闽东北经济协作区，山海协调发展问题一度得到人们的重视，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总的来看，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山海差距没有缩小，而是不断扩大。
１、从全省看，山区四地市１９９１年ＧＤＰ占全省３３％，１９９６年下降至２６％，２００３年再降至２２％。如果２００３年山海之间发展保持１９９１年差距水平，则全省ＧＤＰ总量将增加６００多亿元。
２、从闽东北协作区看：地处沿海的福州、莆田两市１９９１年ＧＤＰ是宁德、南平、三明的１．３倍，１９９５年扩大到１．４１倍，２００３年扩大到１．８４倍。
３、从闽东北和闽西南区域发展看：１９９１年ＧＤＰ闽东北五地市是闽西南四地市的１．３倍，２００２年闽东北五地市ＧＤＰ仅是闽西南的９６％。２００３年闽东北ＧＤＰ占全省比重从５６％下降到４８．０％。
福建区域发展不平衡已经明显制约全省经济总量的提高，如果再不重视协调发展问题，也将制约海峡西岸经济区整体优势的发挥和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二）城乡差别也在扩大
２００３年，按户籍统计我省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７４％，主要在山区；按劳动力统计，农村劳动者占全省总劳动力的７３％，绝大多数是从事农业的劳动者。这是一个很大的弱势群体，这些人如果不能实现小康，很难说全省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１、城乡人均收入继续扩大。１９８５～２００４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７４４元上升到１１１７５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２９６元上升至４０８９元，二者之比从１．８７：１扩大到２．７３：１。这与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有关。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６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１４％（未扣除物价因素），而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５年农民年均收入只增长４．８０％，扣除物价因素，有些年份是负增长。
２、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差距拉大。２００３年，市一级农民收入最高的泉州市是宁德市的１．６倍；县一级农民收入最高的石狮市是屏南县的３．１倍。山区农民收入低的原因之一是工业滞后，如龙岩市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中８０％来之农业，其中种植业占一半以上，而农村工商业收入只占１０％左右。
３、山海差距另一种表现是人的因素，即人的观念意志和拼搏精神。在沿海可看到一种奋发向上、发展竞争、拼搏求新的精神，这是最可贵的；而在山区却很少有这种感受。传统农业时代的小逸而安，坐等观望的现象比较普遍。
三、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原因和对策思考
国内外经验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除了各地区的自然地理和资源禀赋外，主要是战略上的偏颇造成的。大家知道，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战略选择都普遍采用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提出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即不平衡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观点是不惜一切代价优先发展工业，快速推进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现代化。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兴起的一些后起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南美的阿根廷、巴西，亚洲的四小龙，都采用这个战略。不可否认，这些国家和地区采用这个战略都大大加快了自身的发展，实现了经济的振兴。但同样不可否认，由于过分偏于工业发展，忽视农业问题；偏于城市发展，忽视农村问题；偏于经济发展，忽视环境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生态问题。于是１９８７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了“２０００年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１９９２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再度发表了“里约宣言”和世界“２１世纪议程”，把可持续发展作为面向２１世纪的全球性发展战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比世界后起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迟了近２０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民经济起飞同样是实施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的硕果。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我国实施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设立特区、开放区，利用农业积累优先发展工业，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等等，都是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实施这个战略使全国和福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传统农业社会发展到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使我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其他国家一样，快速工业化发展中也带来了严峻的社会问题、农业农村问题和资源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１９９２年，我国第一次参加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１９９４年，我国制定并发布了“中国２１世纪议程——中国２１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２１世纪的发展战略。近１０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与环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的矛盾进一步突出。２００３年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思想。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它是人类发展观、发展思路、发展理论的根本性转变，是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科学总结的结晶。
回顾这段历史，目的是说，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战略高度上全面、系统研究我省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在发展的思路上作必要的战略性调整。８０年代我们搞闽东南沿海地区开放开发时，把同样地处沿海的宁德市排除在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宁德的发展，影响到北上对接长三角的时机。我们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全面、系统研究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就是要全省一盘棋，本着优势互补的原则，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地区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划好全省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和地区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近几年，我们一些经济学家较多地研究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问题，先后提出了构建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城市（２００１年）；福州、厦门、泉州三个特大中心城市（２００３年）；福州和厦漳泉两个城市经济圈（２００５年）等等，当然这些研究是重要的、必要的。因为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是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但相比之下，对内地山区的城市化和全省的城镇化问题却很少关注。有的同志说，我们提“城市化”，不提“城镇化”，这就难免有失偏颇。２０００年中央提出要“走一条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再次强调：要“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显然，不可能把福建１２万平方公里土地都“城市化”了，只研究沿海的城市化，不研究山区的城市化，或只研究城市化，不研究城镇化都只会加剧城乡分割和矛盾，不利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协调发展。
还有，有一些研究总把山区发展方向定位为“绿色腹地”、“绿色后花园”，为全省提供绿色食品、绿色生态环境和绿色观光休闲场所。这种定位显然不利于山区的开放开发。首先，对全国而言，福建全省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如果把福建山区视为腹地，那么海峡西岸经济区如何向中国中西部拓展？其次，福建山区同样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因为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就不可能振兴山区经济，缩小山海差别。工业化不一定就会破坏山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不能因为要保护山区的生态环境而否定山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省山海协调发展，必须调整我省的发展思路、发展布局，按照五中全会提出的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促进协调发展的要求，健全全省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包括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一要加快山区、老区、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步伐。根据山区人口、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山区工业化进程。二要促进山区城镇化健康发展，贯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按照循序渐进、协调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充分发挥沿海大中城市对山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发展县域经济。三要高度关注“三农”问题，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
时至今日，有些学者还认为农业产值比重小，对农业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作用存有疑虑，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我们必须遵循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摆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重中之重，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对于“三农”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作者为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